东德

此条目介绍的是存在于1949年至1990年的中欧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现代德国的东部地区，请见“德国新联邦州”。关于一战和二战后德国失去的东部领土，请见“德国前东部领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1949年—1990年
国旗 国徽
格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歌：《从废墟中崛起》
东德的位置（深绿色） 欧洲（深灰色）
首都	柏林 东柏林（实际）
常用语言	德语
政府	社会主义国家
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
• 1946－1950	威廉·皮克 奥托·格罗提渥
• 1950－1971	瓦尔特·乌布利希
• 1971－1989	埃里希·昂纳克
• 1989	埃贡·克伦茨
国务委员会主席
• 1949－1960	威廉·皮克
• 1960－1973	瓦尔特·乌布利希
• 1973－1976	维利·斯多夫
• 1976－1989	埃里希·昂纳克
• 1989	埃贡·克伦茨
部长会议主席
• 1949－1964	奥托·格罗提渥
• 1964－1973	维利·斯多夫
• 1973－1976	霍斯特·辛德曼
• 1976－1989	维利·斯多夫
• 1989－1990	汉斯·莫德罗
• 1990	洛塔尔·德梅齐埃
立法机构	人民议会
历史时期	冷战
• 建立	1949年10月7日
• 兴建柏林墙	1961年
• 柏林墙倒塌	1989年11月9日
• 最终解决条约	1990年9月25日
• 两德统一	1990年10月3日
面积
1972年	108,178平方公里
人口
• 1972年	17011000
货币	东德马克
前身 继承 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 德国
今属于	德国
国际域名缩写：.dd1虽然根据ISO 3166为东德保留了.dd域名，但实际从未使用。 国际电话区号：+37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语：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常简写为“DDR”），简称民主德国，通称东德，是1949年至1990年间存在于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为东柏林。其领土位于今日德国东北部，面积约10.8万平方公里，西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接波兰、南界捷克斯洛伐克，北滨波罗的海，全境大部分位于平坦而多湖的北欧平原。东德是东方集团的一员，通常被视为苏联的卫星国；其人口在存续期间因持续外移而不断下降，约由1900万减至1600万。

东德于1949年10月7日在苏联占领区成立，国家权力自始由统一社会党独占，其余政党仅能经由该党主导的国家阵线参与政治，决策集中于党的政治局，人民议会仅具橡皮图章的功能。由于民众对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不认同，1953年爆发六一七事件，由苏联驻军出兵镇压；建国初期并出现严重的人口外逃，1950年代约有270万人越境西德。为阻止人口外流，东德除设置德国国内边界外，更于1961年沿西柏林边界修筑柏林墙，并对越境者射击，国家安全部史塔西则对社会实施严密的监控与压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德依五年计划组织生产，国民经济高度国有化，私有企业经社会主义改造后由人民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单位取代；它建立就业保障制度，妇女就业率高于西德，一度为东方集团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计划体制与消费品补贴始终无法充分满足需求，且日益倚赖苏联的廉价能源与对西方的举债，累积可观外债。对外，东德与苏联结为最紧密的盟友，是华沙公约组织的创始成员，并将国家人民军全面纳入苏军指挥体系；其国际地位长期受西德以哈尔斯坦主义压制，直到1972年两德签署《基础条约》、1973年同时加入联合国后，才取得作为主权国家的普遍承认。

在社会与文化方面，教育依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并以青年奉献礼等世俗仪式与教会争夺青少年；新教教会在承认社会主义现实的前提下取得有限自主，并于1980年代成为和平运动与异议者的庇护空间。国营制片厂DEFA主导电影生产，国家亦透过竞技体育体制在国际赛事夺取大量奖牌，其间伴随系统性的禁药使用；由于境内多能收看西德电视与广播，西方媒体对民众的影响始终难以隔绝。经济上大量燃用褐煤，使东德承受欧洲最严重的空气污染，相关环境问题长期被列为机密。

1980年代末，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的领导层拒绝仿效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离境人数与抗议活动随之攀升。1989年爆发和平革命，柏林墙开放，苏联拒绝介入，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因而瓦解；次年举行自由选举，并经四强与两德谈判签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东德于1990年10月3日与西德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历经去工业化与社会转型的冲击，收入与就业的落差加上“二等公民”的感受，最终形成为被称为“东德情结”的怀旧情绪。

国名语源

东德的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缩写为“DDR”，这一缩写形式在东德媒体频繁使用，特别是在1968年东德政府颁布第二版宪法时对西德访客着重宣传。

由于西德政府不承认东德政权之合法性，故初期皆称其为“苏占区”（Sowjetische Besatzungszone，缩写为SBZ）、“所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ie sog. DDR）、“潘科”、“东部地区”（Ostzone）和“中德”（意指两政权边界于原有德国的位置）。西方评论者有时以潘科代称东德政权，但该柏林辖区实际上仅是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官邸所在，并未设置任何政治领导机构。

名称之争延伸到用语与拼写的层面。东柏林自1961年8月13日筑墙起才以“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为官方名称，此前该区称为“大柏林民主区”。至于西柏林，西方官方写作“Berlin (West)”、日常称“West-Berlin”，并相应称东柏林为“Ost-Berlin”或“Berlin (Ost)”；东德则在筑墙确立放弃全市统治主张后，改用“Westberlin”与“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的对立写法，借此在语言上支撑其把西柏林视为独立政治实体的主张，这场拼写之争直到1990年才消解。西德方面则坚持不放弃“德意志的”（deutsch）一词：联邦内部德意志关系部长于1972年1月18日声明，联邦政府无意放弃使用该词，连条约与法律文本亦然。

历史

德国的分裂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统社党在哈雷举办立国庆典；东德的成立标志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战败，根据波茨坦会议中英、美、法、苏四国的协议，决定分别由四个战胜国瓜分占领德国，并合组“盟国管制理事会”来治理德国事务。起初美苏无意瓜分德国，但由于战后国际政治和对德政策上存在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之差异促成关系紧张，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主的共产阵营逐渐疏远，特别是1947年后美苏交恶后，最终演变成德国的分裂。1947年3月10日，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于莫斯科集会商讨对德政策，并提出将四个占领区并为单一经济体，但终因各方意见相左而不了了之。此时德国占领区经济濒临崩溃，在与苏联难以取得合作的状态下，英美占领区遂于1947年5月合并为“双区”，隔年法国也加入，形成“三区”，完成西方占领区方面经济体的初步统一。有鉴于此，苏联方面也设置了“德国经济委员会”，与西方分庭抗礼，形成德国经济体的分裂态势。1948年2月，捷克发生政变，民选的非共政府被共产党强行推翻，令西方国家益信苏联的扩张野心，于同年4月在伦敦决议建立一个“自治的德国”。1948年6月20日，西方占领区境内进行了货币改革，原本占领国分别发行的货币进行了整合，却排除苏联占领区。四天后，苏联封锁了西柏林的对外交通，不仅以示对货币改革之抗议，也希望完全控制整个柏林地区，令苏占区势力趋于完整，但柏林事件却反而坚定了西方国家与德国人建立西德政府之意，持续以空运维持西柏林生计，最终苏联于1949年5月12日解除封锁。同年5月23日，在同盟国军政府认可下，西德各邦代表联合发布了“德国联邦基本法”，9月21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即一般通称的“西德”。

另一方面，东德与苏联方面都特别注意让德国分裂的事实由西方先行出手，以将其责任推给后者。苏联早在战争结束不久的1945年6月首先推展号召“反法西斯与民主改造”的政治运动，允许德国各政党与工会组织恢复运作，6月11日，当地第一个德国党派：德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除了协助苏军建立德国管理制度外，亦在后者支持下取得当地所有“反法西斯集团”的领导权。在占领军政府的协助下，德共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为日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打下基础。1946年4月21日，德东地区的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成立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下简称统社党）。1948年6月，在获悉西方国家欲将占领区统一建立德国新政府后，该年10月底也在统社党主导的“德国国民议会”中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草案”，次年5月30日，“德国国民委员会”依照宪法选举产生，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正式生效，德东地区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称“东德”），由奥托·格罗提渥出任总理，威廉·皮克则于10月11日当选首任总统，至此，原德国领土上形成两个德国政府，标志德国的正式分裂和东西方对抗时代的到来。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53年“六一七事件”是东德首次全国性的工人示威抗议活动，约百万民众罢工游行、要求自由选举与政府下野，最终遭苏联驻军出动坦克镇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称“德意志土地上第一个工农国家”，政治实质领导人为副总理瓦尔特·乌布利希，其于1950年7月获选为统社党总书记；在其领导下，统社党迅速倒向“斯大林主义”，由党内民主转为一党专政，并奉行“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战后最初两年，苏占区已决定按照苏联模式改造东德社会，起初由苏联军事管理局负责，后于1948年2月将立法权授予德国经济委员会，该机构成为日后东德中央政府的前身。截至1947年8月为止，在去纳粹化过程中约有52万名官员被共党人取代；自1945年9月起的土地改革以“容克土地归农民”为口号，无偿征收约7,000名拥地逾100公顷的地主的土地，将约21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约50万名农业工人与小农。作为对苏赔偿，苏占区1944年的固定资产约有30%至50%被拆迁，前军工厂被改组为苏联股份公司直接为苏联生产。

1945年6月，苏联允许各政党与工会恢复运作，同年7月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自由民主党组成“党派和群众组织民主集团”，其决策须一致通过，先由共产党、后由统社党主导，成为控制其他政党的工具。1946年4月统社党在苏联军事管理局压力下成立，同年10月选举即暴露民意反弹，该党在柏林仅获19.8%选票，社会民主党则得48.7%。1948年春，苏联军事管理局宣告不存在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民族道路，地方自治作为“资产阶级国家遗物”被摧毁；同年6月苏占区并以货币改革回应西占区的币制整合。

社会主义改造在1952年进入加速阶段。1952年7月的统社党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正式宣布“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国家根本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提出组建国家军队、优先发展重工业、以14个专区取代原有五个邦（东柏林另具首都地位，实际上构成第15个专区）。含占领费用在内的苏联索偿总额约122亿美元；依据俄罗斯档案，1950年5月斯大林将剩余赔偿减半，对苏赔偿直到1954年1月1日方告终止。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下，东德牺牲民生消费以发展重工业，并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已改组为苏联股份公司的工厂此时被重新编入计划，成为国有人民企业体系的一环。农业也被纳入改造：首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于1952年6月在图林根成立，第二届党代会随即决议推动农业社会化。到1952年底已有逾1900个合作社，1953年春在经济与行政压力下倍增至5月初逾4000个，同时弃耕潮达到高峰、农民大量西逃。

“建设社会主义”很快引发全面的经济与社会危机。民众对改造的不认同加上生活水准困境促成大量西逃，仅1952年7月至1953年4月间便约有30万人逃往西方。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于6月初命统社党改行较缓和的“新方针”；统社党政治局于6月9日承认犯了“一系列错误”并撤回部分涨价措施，却未取消自6月30日起将劳动定额平均提高约10％的规定，终成为民众反抗的导火线。6月17日，约百万民众在700多个城镇与工厂罢工游行，要求收回成命、政府下野与举行自由选举，史称“六一七事件”，设于西柏林的RIAS电台被视为反靠的催化力量。由于东德当局无力控制局势，驻德苏军实施戒严与镇压，统社党的统治始得平复，其后展开清洗并逮捕大批参与者。这场起义造成约50人死亡，被捕者约1万5000人。“六一七事件”迫使统社党在农业政策上暂时收手。1953年6月，统社党依莫斯科指令中止并部分撤回“加速集体化”，但多数生产合作社仍存续，东德农业此后数年仍以小农私营为主。改造的社会代价则以持续的外移潮最为显著：据估算，1949年9月至1961年8月间约有270万至300万人离开东德，持续的人口流失成为统社党亟待解决的难题。

建设柏林墙

柏林墙于1961年沿西柏林边界修筑，用以封闭“柏林漏洞”、阻止人口外逃，成为冷战对峙与德国分裂的长期象征

自建国以来，东德民众因经济困境、消费品短缺与政治压迫等原因外移的情况就持续不断，东德建国初期庞大的对苏赔偿直到1954年1月1日才告终止，长年抽走大量生产设备与物资，使东德重建起点远比西德艰难；1960年推行的强制农业集体化再度成为外移新推力：当年被称为“社会主义之春”的运动达到高峰，宣传队下乡施压、对抗拒者严厉惩处，不少农民因而西逃。1959至1960年间近50万农民入社，私营农场由1950年代初的逾85万家骤减至1960年底不足1.9万家，至1960年4月约85%的耕地由集体经营。集体化高压连同工业消费品的长期短缺，使外移人数在1959年一度回落至约14.5万人，1960年回升至约20.2万人、1961年更达约21.3万人，统一社会党最终正是以兴建柏林墙封闭这一“柏林漏洞”。出走者以高技术工人与知识分子居多，劳动力与专业人才的流失反过来又加深经济困境。外移潮的升高与更广泛的柏林危机交织在一起。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8年11月对柏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西方将西柏林改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撤出驻军，开启自1948年封锁以来最严重的柏林对峙，然而两年多外交折冲始终未能迫使西方就位；鉴于东德经济疲弱与涌向西柏林的难民不断上升，赫鲁晓夫最终批准兴建柏林墙。

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至1961年建墙之间，乌布利希对苏联对德政策的影响力显著增长，在建墙决策中更起关键作用；档案显示东德往往主动提出苏联事前并不知情、也未必支持的柏林政策。乌布利希起初寻求控制整个柏林，苏联领导层在1961年8月初经长期谈判后才批准封锁西柏林边界，他视筑墙为唯一能立即遏止人力流失的办法。封锁除阻止难民外流外，还有反间谍与国家安全的考量：开放的柏林边界使东德暴露于大规模间谍与颠覆活动之下，其封闭被东德国家安全机关称为“国界之保安”。

1961年8月13日凌晨，逾一万名人民警察与边防警察、数千名工人阶级战斗队队员环形封锁通往西柏林的边界，国家人民军另以逾7,000名士兵与数百辆坦克构成第二道封锁，苏军构成环绕柏林的第三道；当局掘开路面、堆筑路障、拉设铁丝网，除13个过境点外将通往西柏林的路口全数封闭，行动在数小时内完成且事前严格保密。自8月17日起再以空心砖墙取代铁丝网，临时封锁线逐步硬化为包含混凝土墙、瞭望塔与纵深封锁带的永久边界工事。封锁立即冲击柏林跨界生活：逾5万名原在西柏林工作的东德居民顿时与工作地隔绝，通勤与亲属往来一夜之间被切断。西方三国虽提出抗议，却因西柏林通道未被切断、且不愿与苏联正面冲突而反应有限，未采取任何阻止筑墙的行动，围墙遂在西方默许下固定下来。

围墙存在期间的死亡人数，经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与柏林墙基金会于2005年至2009年间查核576件死亡与疑似案件后，确认1961年至1989年间至少有140人死于柏林墙：其中101人为试图越境时被射杀、失事或自尽的逃亡者，30人为无逃亡意图而遭射杀或失事的东西方民众、1名苏联士兵，8人为东德边防军人。此外另有至少251名多为年长的东西方旅客，在各边界检查站接受检查前后死亡，多数死于心肌梗塞，仅腓特烈大街车站检查站便达227人。

由盛转衰

1970年埃尔福特高峰会，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与东德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会面，为两德关系缓和的开端

1961年筑墙止住了持续放血般的人力外流，东德经济得以喘息，1960与1970年代往往被史学界视为相对平静的中间数十年。乌布利希并试图以经济改革重振国民经济，于1963年推出“计划与领导的新经济体系”（NÖSPL），力图以去中心化与强化诱因提升成长，并主张国营企业转型为以盈利而非产量为衡量标准的组织；改革一度使东德经济好转，成为东方集团中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工业国，新体制也被视为兼顾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模式。然而保守派于1965年踩下刹车，统一社会党终于1970年中止改革。政治上则同步收紧：1968年4月的新宪法首次以宪法确立统一社会党的领导角色并载入与苏联的同盟；同年8月华沙公约五国镇压布拉格之春时，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抨击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为“反革命”而赞同镇压。

改革受挫之后，领导层也完成世代交替。在埃里希·昂纳克逼迫并得到苏联支持下，乌布利希于1971年5月以年龄为由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由昂纳克继任。昂纳克于同年6月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统一”，在这一“消费社会主义”路线下社会福利大幅扩充；但这些承诺主要靠进口与对西方举债支撑，代价是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民众自感被分为无外汇的低收入者、可上“Intershop”等商店的消费者，以及享有特权的高阶干部。倚赖举债的路线使东德对西方的财政依赖不断加深，其对“非社会主义经济区”的净负债在1970年代持续攀升；国家安全部于1982年1月示警当年恐无力偿付，东德一度濒临破产，最终靠西德银行信贷方才暂缓。

与内政重新定位并行的，是两德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早在1963年双方便缔结首次通行证协定，使西柏林人得以探访东城区。1970年3月两德政府首脑首度在埃尔福特会晤，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要求建立国际法关系，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则坚持“特殊的德意志内部关系”。勃兰特与国务秘书埃贡·巴尔的“以接近促成转变”构成新东方政策的核心，透过与苏联的秘密渠道为莫斯科条约铺路；1971年12月，巴尔签署过境协定。这一系列进展在1972年的《基础条约》达到顶点，并在1973年9月两德同时成为联合国会员时收束，东德借此取得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正式国际承认。

正常化带来缓和的同时，也为东德输入新的内部压力。1975年《赫尔辛基最终文件》的第三篮处理人的往来与文化交流，为东德公民援引出境权提供法律依据，长期出境申请至1980年代末大幅激增。与出境潮并行的是知识界的疏离：1976年11月歌手沃尔夫·比尔曼在西德巡演途中被剥夺国籍，激怒大批作家与知识分子；相对于世俗异议受到的压制，教会则取得受容忍的独立地位，新教教会于1971年提出“社会主义中的教会”定位，1978年昂纳克与福音教会联盟会晤，形成国家与教会互认独立性的共识，到1980年代更成为和平运动与反对派的受保护空间。尽管如此，波恩方面直到1980年代后期仍认为紧密嵌入华沙公约组织的东德是东方阵营中最稳定的国家之一；然而表面稳定之下，内部情势已在1980年代末逐渐恶化，1988年1月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示威遭大规模逮捕，西德总理府部长沃尔夫冈·萧伯乐同年9月更向西方三国大使表示，东德内部情势自1987年昂纳克访问西德以来已然恶化，“客观上或许未必，但在民众主观眼中确实如此”。

平静表象之下，最深层的隐忧在于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对改革的长期抗拒。早在乌布利希时代尝试以新经济体系改革计划经济时，以昂纳克为核心的政治局多数便认为此类改革风险过高，担忧一旦启动便会使党失去对社会发展的控制。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推行“公开性”与改革后，昂纳克不仅拒绝仿效，更于1988年11月查禁刊载改革讨论的苏联德文文摘《史普尼克》，公开与苏联的改革路线划清界线。

两德统一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东西德民众登上勃兰登堡门旁的围墙庆祝，两德分隔的象征就此瓦解

1989年夏季，危机以外逃潮的形式爆发。自该年5月起，匈牙利拆除通往奥地利的边界铁丝网，为东德人打开经匈牙利前往西方的通道，整个夏季约12万人提出出境申请；8月19日匈奥边境的“泛欧野餐”与9月11日匈牙利正式开放边界，使数以万计的人取道匈牙利西逃。外逃路线其后延伸至布拉格与华沙，数以千计的东德公民涌入西德使馆寻求庇护；9月30日晚，西德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登上布拉格使馆阳台，宣告馆内逾4000名难民可获准离境，东德遂于建国四十周年庆典前夕关闭与捷克斯洛伐克间的免签通道。当局为阻止外流而关闭边界，此举几乎立即在德累斯顿引发整场革命中最激烈的冲突；10月7日建国四十周年庆典上，作为贵宾到访的戈尔巴乔夫，其出席在庆典盛况与东德困局的强烈反差下更激化了抗议情绪。

街头抗议随即以非暴力形式扩散。其组织核心之一是莱比锡尼古拉教堂，该堂自1982年起定期举行和平祈祷，1989年9月4日祈祷后形成第一次“周一示威”；10月9日当晚至少7万人聚集而安全部队并未介入，非暴力的周一示威遂成为全东德抗议运动的标志形式。与街头抗议并行的是公民运动的组织化：9月10日，30名反对派人士签署成立呼吁书《1989年启程：新论坛》，内政部虽拒绝其登记并宣告该运动“反宪法”，呼吁书仍迅速流传全国。与1953年六一七事件最关键的差别在于，这波参与者虽多来自企业与各级机关，却不再以厂矿职工集体的名义出场。

在民众压力下，统一社会党高层开始自我瓦解。1989年10月18日，昂纳克被政治局的埃贡·克伦茨、汉斯·莫德罗与君特·沙博夫斯基等人联手逼退；接任总书记的克伦茨承诺推行“转折”，却因长年被视为昂纳克的“王储”而不获民众信任。11月4日，近50万人聚集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是德国战后最大规模的反体制示威。11月9日，统一社会党媒体书记沙博夫斯基在记者会上被追问新的过渡性出境规定何时生效时，答以“即刻、立即生效”，当晚大批柏林市民涌向边界检查站，措手不及的边防人员最终开启关卡，柏林墙就此开放。12月3日，克伦茨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局全体辞职，党的统治权力名实俱崩。

开墙之后，抗议诉求在1989年11月间由改革转向统一。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柯尔于11月28日在联邦议院提出十点计划，主张经由邦联式结构逐步重获德国的国家统一；同月26日，包括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内的东德知识界人士虽发表〈为了我们的国家〉呼吁书、主张改革导向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这一“第三条路”终被要求尽速合并的民意所淹没。1989年12月至1990年3月，政府与反对派召开16次“中央圆桌会议”，首次即决定举行自由的人民议会选举并着手起草新宪法。1990年3月18日，东德举行人民议会选举，这是东德四十年间唯一一次自由的全国选举。主张迅速统一、由柯尔所属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的德国联盟获得48％选票，明显压过仅得21.9％的社会民主党，投票率逾93％。这一结果被视为对迅速统一路线的公民复决，圆桌会议研拟的新宪法草案就此搁置。选后由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洛塔尔·德梅齐耶出任末任总理，其核心任务即是与西德谈判统一的具体条件。

统一在制度上分两步走完。第一步是1990年5月18日签署、7月1日生效的两德货币、经济与社会联盟条约，使德国马克成为东德法定货币。工资、退休金与较小额存款以一比一兑换，其余存款则以二比一折算，这一政治上刻意偏高的汇率照顾了民众购买力，却使东德企业成本一夜之间以西方货币计价而丧失竞争力。第二步是主权地位的厘清，其外交前提在于取得四个占领国、尤其是苏联的同意，苏联最终默许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1990年9月12日，两德与英、美、法、苏四国签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即“二加四条约”），四强放弃其保留权利，统一后的德国取得完整主权。统一所采取的法律形式受到学界批评：东德是依基本法第23条加入，而非依第146条制定一部全德新宪法并交付人民表决；经济转轨的代价远超预估，德国公债总额在1990年即突破一兆马克。1990年11月14日签署的德波边界条约则将奥德河—奈瑟河线确认为不可侵犯的最终边界。至1990年10月3日，东德依《基本法》第23条正式加入西德的法律适用范围，两德统一告成，原西德因而增加了26％的人口、44％的领土与35％的军队。

地理

更多信息：德国地理、德国国内边界和德国1937年12月31日边界

东德与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萨克森瑞士山区

东德的领土以原有的纳粹德国在二战末期为英美法苏四国瓜分为基础；战胜国起初预计在一到三年内把四个占领区统一为单一政体，但出于政治因素，英美法将其占领区合并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残余的苏联占领区则成立为东德，其领土面积为108,568平方公里（含东柏林），略小于西德的三分之一。全国北临波罗的海，海岸线约320公里，设有多处良港；西部与南部同西德接壤，东与波兰人民共和国相邻，以奥德河和奈塞河为界，该线长453公里，东南方面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则长427公里，维持1938年以前的旧界。奥德河—奈塞河一线是同盟国为补偿波兰在1939年被苏联占领之东方领土而划定，使德国领土向西退回约160公里；此线源自雅尔塔与波茨坦两次会议，联邦德国自始拒绝正式承认、仅承诺不以武力变更，直到1970年8月的《莫斯科条约》与同年12月的《华沙条约》才缓和政治气氛，而其在国际法上无可争辩的条约解决要迟至1990年方告完成。

就自然地理而言，东德的统一性建立在易北河流域之上，这条河的水系把国内分属不同自然区的地块连结起来，使该国被称为“易北河的德意志”。全国大部分位于北欧平原，地势平坦而散布无数小湖泊，北部平原往南延伸至莱比锡与德累斯顿一带；南部土地较为肥沃，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处的厄尔士山脉为境内最高山地，西部的林吉高原森林区则与哈茨山一同延伸入西德境内。境内最大湖泊为面积116.8平方公里的米里茨湖，主要河流包括易北河（566公里）、奥德河（162公里）、萨勒河（427公里）、哈弗尔河（343公里）与施普雷河（382公里）；波罗的海沿岸战前并无重要港口，且冬季结冰期长达数月，妨碍航运作业。

气候上，东德介于西德的海洋性气候与东欧的大陆性气候之间，温和而多变，夏季气温可达摄氏30度、冬季可低至零下20度，年雨量约500毫米，南部山区则可达2000毫米。天然资源以褐煤、钾肥与铀为主：褐煤在1978年的产量达2亿566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三成，钾肥1977年的产量亦有322万8000吨。东德一度是东欧最重要的产铀国，为当时仅次于苏联、美国与加拿大的第四大产铀国，自1946年至1990年共生产约5.7亿磅当量的八氧化三铀，远高于同期西欧的铀产量，约相当于美国铀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全国铀矿由总部设于卡尔·马克思城区、东德经济部与苏联原子能技术工业部各持股半数的“维斯姆特”公司经营，东德负责采矿与水冶，浓缩物运往苏联，之后还须自行买回发电所需的铀。

东德唯一具规模的本土化石燃料即为褐煤，为降低对苏联石油与天然气的依赖，当局大幅扩大其露天开采，代价则由地景与居民承担。下劳西茨矿区1989年的褐煤产量达1亿9510万吨，明显高于西德莱茵矿区的1亿420万吨；露天开采直接影响的面积达899.5平方公里，因地下水位下降而受影响的范围在1990年代初更扩及约2100平方公里，且大片被铲除的土地往往未获妥善复育。开采亦伴随聚落的消失：自1922年以来，下劳西茨共有137个村庄全部或局部被铲除、逾2万5000人被迫迁居，其中大多发生在东德时期，居民还须承受随之而来的水与空气污染。

整体而言，东德的自然环境问题严重。大量燃用褐煤使其二氧化硫与粉尘排放居当时欧洲各国之冠，其单位面积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为西德的五倍；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儿童罹患支气管炎的病例在1974至1989年间增加约五成；农业大量施用化肥与农药，使水中硝酸盐含量至1980年代已达1960年的五倍，土壤与水质同受影响。至1989年，全国仅1％至3％的湖泊与河流未受污染，约120万人无法取得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仅58％的居民生活在设有污水处理厂的地区，52％的森林遭破坏，妥善处理的废弃物不到四成；加上铀矿开采造成的大量污染，单是矽肺病确认病例便达1万4533例。相关环境报告在1970年被东德政府列为“保密资讯”，以“防止阶级敌人诋毁民主德国”，至1980年代初更升为“机密资讯”，仅少数人得以过目，部分数据甚至遭到造假。另一项加重环境负担的是东德替西方国家（尤以西德为主）倾倒工业废弃物的交易：由于其处理成本仅为西德的十分之一，西德企业与地方政府尽管须负担较高运费仍大量倾销废弃物至东德，所得外汇成为东德的重要收入，通常由地区贸易协调委员会与国家安全部管理，其中大部分资金被转入所谓的“昂纳克账户”或“米尔克账户”，供居于万德利茨的统社党高层所用；1990年两德统一后，这些废弃物遗留的环境问题又成为西德联邦政府须承接处理的课题。

政府

国体与政体

主条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和人民议会 (东德)

共和国宫，原民主德国人民议会所在地，现已拆除

东德在宪法上是一个以人民议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实际政治权力自始由统一社会党独占。其宪法历经数次修订以反映该党的领导地位：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尚未明确标举社会主义性质；1968年宪法经公众讨论后通过，强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1974年修宪则配合东西德同时加入联合国，移除与德意志民族有关的表述，将国家性质改称“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并写入与苏联“永远且不可撤回地结盟”。 统一社会党于1946年在苏联指导下由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并被改造为苏联式的“新型政党”，设政治局、书记处与中央委员会，各层党机构依民主集中制原则服从上级。民主集中制名义上民主，核心却是严格的党纪：决议一经作成即对全体党员具约束力，试图质疑者会被指为“派别活动”而受惩，轻则开除党籍、失去工作或学籍，重则遭逮捕。党的最高机关名义上是党代表大会，实权则归每周开会、由约二十名委员与候补委员组成的政治局，该机构为东德真正的决策中枢，被形容为凌驾政府之上的“超级政府”；国家安全部部长、国防部长等人的权力来自其政治局席位，而非部长职衔。东德亦允许非共产主义政党存在，但所有政党都须纳入国家阵线，除统一社会党外还有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农民民主党、德国自由民主党与德国国家民主党。这些卫星政党仅为统一社会党的辅助力量，高层干部与议员本身即列入统一社会党的干部名册，职位依固定配额分配。

人民议会为橡皮图章式的立法机关，设代表400名，1963年起增为500名，席位依固定公式分配给国家阵线各组织：统一社会党为最大集团，其余由各政党与工会、青年团、妇女联盟等群众组织分得；由于群众组织代表多为统一社会党党员，该党实际掌握的席次远超过名义配额。早在斯大林化时期，统一社会党即控制部长会议，并把人民议会的立法功能压缩为喝采式的追认；到1980年代，议会每年仅召开三、四次为期一日的会议，其职能限于追认政治局与部长会议预先拟定的决议，1990年前议会史上仅出现过一次反对票。宪法规定的最高行政机关是部长会议，地位相当于政府内阁，由人民议会选举产生，其成员虽来自国家阵线的不同党派，实际影响力却远不及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各级选举由国家阵线筹办，统一名单上的候选人由统一社会党挑选，因此当选率接近百分之百。投票不具真正的选择性，程序本身也不秘密：赞成只需将选票折起投入票匦，反对则须逐一划掉名单上的所有候选人。

国家安全部

主条目：史塔西

柏林鲁舍街的国家安全部（史塔西）总部大楼。史塔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与情报机构，藉庞大的正式编制与非正式合作者网络对社会实施严密监控

维系统一社会党统治的核心工具是国家安全部，其规模在东欧集团中居于前列。至1989年10月31日，该部共有91,015名正式编制人员，其中约51%从事广义的行动业务，其余负责支援、保障工作或处于受训阶段。真正使监控深入社会的则是“非正式合作者”（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简称IM）网络：其人数1968年约为10万人，至1975年已增至至少18万人，而后在整个1980年代维持于17万至17.6万之间，1988与1989年均约17.4万人。这波监控网的大幅扩张与东德对外推行缓和政策、争取国际承认的时期同步发生。

国家安全部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而是以庞大的专业总局深入社会各领域。其中第二十总局主管国家机关、卫星政党、文化界、媒体与教会，并主导对被官方称为“政治地下活动”的反对派之打击；该局对西柏林等地的异议团体投入多名非正式合作者，实施代号“分解”（Zersetzung）的瓦解措施，透过散布猜疑、制造内部矛盾使组织自我崩解，曾迫使受监控团体的主席辞职、领导层陷入相互不信任的分化过程。监控的密度在军队内部尤高：负责渗透国家人民军与边防军的第一总局于1989年实有2,319名编制人员，至1988年底更可动用逾1.2万名非正式合作者与6,832名社会安全合作者，换言之每约13名军人或军队民雇人员中就有一人为线人。

国家安全部追诉异议的法律工具集中于刑法第八章“危害国家秩序罪”：1986至1988年间，该部逾八成的侦查程序依据该章条文，而1987与1988年更有半数以上案件以第213条“非法越境”为罪名，追诉对象多为坚持申请出境或试图离境者。研究指出，这些政治刑法条文所惩罚的行为，在自由民主国家多不构成犯罪。政治犯本身另构成东德取得外汇的管道：1963年至1989年间，西德联邦政府自东德监狱赎买逾33,000名政治犯，统一社会党政权则收取约30亿西德马克的等值货物作为对价，此项作业由国家安全部负责。

国家安全部对异议者的监控严密，持不同政见者可能遭受程度不一的政治迫害、骚扰或长期监禁，协助民众叛逃西方者有时还会被依秘密指令绑架。其所监控的反对派团体多在新教教会的支持下活动，由教会提供聚会场所与印刷工具。不过此类压制并非全然奏效，1987年11月国家安全部突袭位于东柏林的环境图书馆、逮捕成员并没收印刷设备，却在东西方舆论的声援下被迫释放被捕者，成为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对付反对派的首次重大挫败。

行政区

主条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行政区划

东德的领土范围，包含了今日德国境内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罗斯托克）、勃兰登堡（科特布斯）、萨克森（德累斯顿、莱比锡）、萨克森-安哈尔特与图林根等邦（州），再加上大柏林地区的东半部。

1952年以前，东德的行政区划仍沿用传统的五个州。1952年，东德推行行政区划改革，解散这五个州、改设14个专区（Bezirke），并以中心城市之名命名：

	区名	行政中心	面积	人口	区名	行政中心	面积	人口
	罗斯托克区	罗斯托克	7,075	909,840	莱比锡区	莱比锡	4,966	1,333,142
	新勃兰登堡区	新勃兰登堡	10,948	615,767	爱尔福特区	埃尔福特	7,349	1,222,897
	什未林区	什未林	8,672	590,171	德累斯顿区	德累斯顿	6,738	1,713,086
	波茨坦区	波茨坦	12,568	1,111,210	卡尔·马克思城区	卡尔·马克思城	6,009	1,817,487
	法兰克福区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7,186	706,116	格拉区	格拉	4,004	728,079
	马格德堡区	马格德堡	11,526	1,237,907	苏尔区	苏尔	3,856	545,271
	科特布斯区	科特布斯	8,262	875,581	柏林区	东柏林	403	1,279,212
	哈雷区	哈雷	8,771	1,748,030
	资料来源：

外交

主条目：东德外交、哈尔斯坦主义和新东方政策

1973年9月东德与西德同时加入联合国，借此取得作为主权国家的普遍国际承认，长期压制其国际地位的哈尔斯坦主义格局至此瓦解

东德与苏联在东欧集团中关系最为紧密，苏联是东德在冷战对峙中的军事与政治后盾、主要经济援助来源与最重要的盟国。东德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法制上都采取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东德宪法第六条中亦明文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永远不会解除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同盟关系。”。东德立国初期其管辖权仍为苏联管制委员会所把持，直到1954年3月25日才发布一次公开说明，令东德当局可自由决定其内政与对外事务，但根据《四强协议》仍保有关于苏联在东德安全相关之义务与权利。苏联亦以实际步骤强化东德的国家属性：自1954年1月1日起把苏联股份公司（SAG）控制的重建工厂交还东德，并于1958年8月22日起完全停止索取战争赔偿，1955年9月20日签订的苏东条约更终结占领体制（仅柏林苏联占领区除外），赋予东德全部主权属性。然而东德当局在政治情势不稳时仍不得不倚赖苏联武力维护其政权，1953年6月的“六一七事件”即为显例：面对逾七百处据点的工人罢工与示威，苏联占领当局在东德广大地区实施戒严并接管统治权，苏军坦克先开进东柏林、继而开进各专区并向示威者开火，暴动遭到血腥镇压，有史者甚至论若无苏军介入，东德政府极可能被推翻。

在众多事务上东德一向与苏联靠拢，并因应其政治局势调整自身政策，甚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亦与苏联协调对外立场。中苏分裂即为一例：东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随苏中紧张程度起伏，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东德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使节透过苏联主导的协调机制统一批判中国路线，但乌布利希与昂纳克仍时常为东德争得相当的外交空间，尤其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调整外交政策以引进外国技术之后。这种倚附关系在冷战末期出现裂痕：当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起推行“改革”与“开放”的新政时，东德统社党反而与其保持距离，并以背离“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此一教条的姿态，拒绝了改革派东德人对追随苏联路线的期望。

在对西德关系上，两德长期互不承认。东德宣告独立后不久，西德总理康拉德·艾德诺的政府即发表声明，指东德政府未经人民意愿而创立、不具其代表权，否认东德作为国家的法律基础而不予承认，苏联与东欧阵营则相应否认西德，英、美、法三国宣布西德为自由合法之政府而否定对东德的承认，两德遂各自宣称拥有全体德国人的代表权。1952年3月10日苏联照会提议缔结和约，建立一个在波茨坦会议疆界内、外国军队撤出后保持中立并自设国防武力的统一德国，惟艾德诺与西方三国拒绝此议，主张须先举行全德自由选举，实则优先推动西德向西方的整合。1953年8月15日苏联再提建立统一而中立的德国、举行全德自由选举之建议，同样因艾德诺视其为将全德“苏维埃化”的举动而遭拒，西德转而推动与西方的军事结盟，1955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完成向西方阵营的整合，使两德分立的格局更趋固定。此一互不承认的态势直到1960年代末新东方政策推行后方生转变：两德于1972年12月21日签署《基础条约》（1973年6月21日生效），并在1973年同时加入联合国，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已长期地实际解决了德国问题。不过西德在法律立场上并未让步，其官方与法学界主张东德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并不等于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

在东欧阵营内部，东德与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早在建国次年即以条约形式确定。1950年7月6日双方签订《兹戈热莱茨协定》，东德承认奥德河与尼斯河沿线的新“和平边界”，等于接受波兰兼并原由波茨坦会议交其管理的地区；此一承认与西德长期拒绝承认该边界的立场形成对比。在军事同盟层面，1955年5月14日苏联为回应西德加入北约而发起成立华沙公约组织，东德为创始成员国之一，其境内全部武装力量均纳入联盟的联合统帅部。

东德的国际地位长期受西德以哈尔斯坦主义所压制，凡与东德建交者即面临西德断交的风险，直到《基础条约》草签后此一格局方告瓦解：1972年11月之后，巴基斯坦、伊朗、布隆迪、瑞典、奥地利、加纳、突尼斯、塞浦路斯、科威特、萨伊、瑞士、尼泊尔、印度尼西亚、也门、坦桑尼亚、澳大利亚、塞拉利昂、黎巴嫩、乌拉圭、比利时、秘鲁与摩洛哥等国相继与东德建立外交关系，而西德不再对此提出异议，延续二十年的不承认政策至此告终。此波建交潮实则稍早已见端倪：印度在条约签署前的1972年10月8日即承认东德，芬兰亦于同年11月19日同时承认两德。为避免与东德同为多边条约缔约方而被解读为承认，西德在此之前仍谨守分际，1971年6月8日签署《海床条约》时，即于三个存放国首都递交声明，宣称签署该条约不含对东德的国际法承认。

在第三世界，东德的活动以非洲的社会主义取向国家最为深入。其自1960年代初起即支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并在两国独立后成为最早与之建立正式关系的国家之一；1977年东德将安哥拉与莫桑比克列为优先贸易伙伴，其后分别于1979年与莫桑比克、1985年与安哥拉签订派遣劳工与职业训练的协定，作为其社会主义发展政策的一环。人员往来的规模亦大：1979年至1990年间约有两万名莫桑比克“工人学员”被派往东德企业工作与受训，同时有逾1200名东德教师、农业专家、顾问、护士与矿工前往莫桑比克；另有900名莫桑比克儿童于1982年至1988年间就读施塔斯富特的“友谊学校”。

军事

更多信息：国家人民军 (东德)、苏联驻德国集团军和华沙公约组织

1985年5月8日“解放日”四十周年庆上阅兵的“国家人民军”士兵。与西德联邦军队不同，东德“国家人民军”保留了普鲁士军队的军事传统，如图中的“鹅步”正步姿

东德的军事力量包括正规军“国家人民军”以及准军事部队“边防军”、“人民警察”、“工人阶级战斗队”、“民防队”和“国家安全局”（又被称作“史塔西”）等组织。“国家人民军”为东德军队中规模最大者，其前身为1945年12月苏军于占领区内成立、接受其指挥的“人民警察”，后者于隔年1月交付给秘密成立中的东占区德国新政府指挥。“人民警察”下有一支“驻防人民警察”部队，平时驻扎于军营，属轻型步兵，干部来自于被苏军所俘虏的前国防军军官。1955年5月，为回应西德宣布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东德同样宣布将重整军备。1956年1月18日，“人民议会”通过法令，将人民警察、海上警察和空中警察部队纳入新设的“国防部”下，宣布建立“国家人民军”，下辖陆海空三军。

“国家人民军”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为“人民议会”与“国防委员会”，“国防部”则为最高军事指挥和军事行政机构，由部长和多名副部长所组成，后者分别分掌总参谋部、后勤、政治总部、技术与装备、海军以及空军与防空部队等部门。组织上，国家人民军被划分配属于“莱比锡”和“新勃兰登堡”两大军区，在兵力最高峰时的1987年，编制为2个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步枪师（约106,000人）组成的陆军、由3个师组成的“空军与防空军”（约35,000人）以及3支舰队的“人民海军”（约14,200人）。整个1980年代，计入义务兵、士官与职业军人的总兵力约18万人，装备逾2,500辆坦克、6,000辆装甲车、约300架作战飞机与近100艘舰艇，战时计划扩编至50万人；该军虽配备核武投射工具，核弹头平时却存放于苏军在东德境内的核武库，东德并无自主取用权。兵员方面，东德起初采取募兵制，但由于其人民不断逃往西方使兵员短缺，政府因此修筑柏林墙，并于1962年1月24日发布兵役法改为征兵制，每位满18岁的男性都要服役18个月，拒服兵役可判两年徒刑。1964年因教会介入，东德另设不持武器的替代役“建筑兵”（Bausoldat），供出于良心拒绝持枪者选择，惟采此途者约仅占役龄男性的0.5%，且通常因此丧失升学与教会以外的职业发展机会；自1982年起，法律还允许在紧急情况时征召女性服兵役。

“国家人民军”的定位为参与“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军事联盟华沙公约组织，抵御外来武装部队的入侵，实务上则为纳入苏军指挥体制的附庸部队。自成立起，该军即按联盟军队的方式编成与装备，其结构、训练与武装均以补充苏军在中欧的兵力为基本取向，并被编入华约联合武装力量的第一战略梯队，战时任务是在最前线与苏军并肩抵御进犯，再于反攻中将敌军彻底击溃于其本国领土上，直至1980年代中期华约改采较具防御性的军事准则后始有调整。此外，国家人民军还负有在国内维护统社党统治及维稳、打击国内“社会主义敌人”和对越境逃亡者开火的任务，东德政府也因此将军事化教育横贯到学校教育的所有阶段，并以此教育鉴别敌友的思想，只是这类措施的成效非常有限，许多东德年轻人拒绝服兵役，宁可去当穿着军装而劳动的“建设兵”。全面推行的社会主义军事教育，使1980年代东德民众参与军事活动的比例居华约各国之首：1983年每一万名东德人中有433人隶属武装部队或准军事组织，同期捷克斯洛伐克为210人、苏联185人、波兰115人。“国家人民军”存在期间并未参与大规模战争，但依旧有过建设柏林墙、1968年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革命、1980至1981年波兰危机等活动，也常在冷战期间派出军事顾问团前往第三世界国家协助军事训练。“国家人民军”被西方国家认为是除苏军以外最优秀的华约军队，在训练与纪律上都相当优越。1989年，两德统一，为数10万人的国家人民军被并入联邦国防军，德国军队膨胀到60万人、7133辆坦克、9598辆装甲车、4644门火炮、军机1164架、武装直升机357架。1990年9月12日，根据“二加四会议”上所签署的《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中规范，德国将在今后3到4年间将军队裁减至37万人。至1993年9月，在德国联邦国防军约克·舍恩博姆中将主持下，原超过10万官兵的人民军仅11,800人为联邦国防军接收，其中3000名为军官，其余者全部退役。

经济

主条目：东德经济

东德经济产业分布。东德实行计划经济，国民经济高度国有化，并以重工业与基础原料为优先发展重点，民生消费则长期居于次要地位

东德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于极多不利条件之环境下求取经济发展，尽管德东地区经历的战火损害并不严重，但苏联于战后在德东地区大肆掠夺造成的伤害不下于此，据估计，苏联拆除工业设备、原料、劫掠艺品与物件，连带占领区费用估计总值达664亿美金，远超过英美苏三国于“雅尔塔会议”中主张苏联应得的100亿美金索偿额。相较于西占区仅拆走1944年固定资产约5%，苏占区的拆迁比例高达三成至五成，含占领成本在内的苏联赔偿总额约122亿美元，东西德负担比约为一比三，前军工厂并改组为苏联股份公司直接为苏联生产。除了厂房与原料被搬走造成产能下降外，由于冷战开始令两德分裂，传统上德东地区一直是依赖德西之原料来发展其所擅长的化学、交通、电子工业，但东德既无法取得原料、开展对西德与其他西欧国家之市场以及取得美国“马歇尔计划”之援助，加上战后因为大量男性死亡，只剩下大量缺工率高、进修意愿低的女性劳工，且自1945年起就不断有其居民向德西地区逃走，他们多为年轻、身怀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人才与劳动力流失严重，使东德经济的发展基础薄弱，甚至不如西德。苏联以占领军政府的身份迅速将原德国金融、工业与农业国有化，1948年2月将立法权授予德国经济委员会，为苏占区设立了统一各邦经济机构的最高德方政府机关，成为东德中央政府的前身，开启了中央领导的经济体制。东德以苏联工业化历程为榜样，将发展重点放在重工业与基本原料的建设以推动工业结构转型，民生必需品则长期位居次要。然而由于工业设备被大量拆迁、人力流失和土地及生产工具被充公或国有化，导致人民工作意愿与积极性下降。为达到计划之目标，统社党对工人的工作要求更高，但与其相对的民生供应物却不断缺乏，人民不满情绪累积，终究引发1953年东德首次的大暴动“六一七事件”。

“六一七事件”对东德领导层造成重大冲击，于是改于1956年至1960年的第二次五年计划中对人民消费品做出部分让步，粮食配给制也于1958年取消，人民生活水准相对提升。但由于东德政府越来越靠近苏联的政策而日增人民的疑惧，对于仅存的少数私有农工业的进一步国有化，令更多农民与工人逃往西德，再度造成东德的经济困难，进而促成了政府于1961年建立起东西德围墙，使东德人民逃走的量大减。然而此政策对于解决中央所有和企业利益之矛盾并无帮助，于是东德统社党于1963年推出“国民计划与指导经济之新经济制度”（NÖSPL），以弹性化与分权为核心并引入市场机制，将人民企业联合组织由纯行政单位改造为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组织；企业的衡量标准由生产的数量规模改为盈利，赋予工人较多的行政自主权，并以获取利润为依归，推动这种较大经济弹性的正是乌布利希。改革使东德经济一度好转，1964年的产能上升了7％、1965年6％，国民所得在这两年都上升5％，更成了东欧集团中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工业国。就在东德进行政经改革并获得成效时，1964年，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以政变取代赫鲁晓夫执政，后者重新恢复对东欧集团更紧密的控制手段，于是东德在苏联的影响下又不得不回到原有的中央集权领导式经济体制下。1971年，昂纳克上台取代乌布利希，于同年统社党第八次党代会上宣布其执政核心思想“经济与社会政策合一”，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准为核心目标；不单是国家生产工具增加，昂纳克还投下大笔资源于发展科技上，同时因为当时东西德签署了基础条约，东德获得了国际的承认与安全及外交上的保障，令两德贸易增加、东德商品可借由西德拓展到西欧市场，其经济因而明显成长。1970至1974年，东德每月平均国民所得自755马克提升至860马克。社会保障的水准亦相当有限，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距：1983年男性的平均月退休金为410马克，女性仅314马克，自愿附加养老金的差距更大，男性平均为女性的三倍；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退休家户比例虽在1988年降至45%，需照护的年长者与寡妇仍属东德社会的边缘群体。

特拉邦车是东德最具代表性的国产轿车，性能有限、长期供不应求，购车须等候约十年，成为东德短缺经济的象征

不过即使东德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表现相对居前，但人民不满的程度仍逐渐提高。1970年代中期，国际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东德虽没有失业情形，民生物资也维持平稳水准，但因为国际原油价格调升，其能源进口成本提高，外销也因外国购买力减低而停滞，东德因此本身的进口能力也下降，国内民生物资进而短缺，1977至1979年东德的生活水准即随之下降。在苏联要求下，经济互助委员会自1975年起改变价格形成机制，使上涨的世界市场价格更快传导至东欧集团内部，东德因而失去廉价原料的缓冲；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后，东德一度靠转售苏联低价原油的炼制品赚取外汇，但1980年代初苏联削减供油并将价格向世界市场靠拢，东德须支付相当于1970年油价13倍的代价，被迫全面倚赖本土褐煤，1985年其褐煤产量已占世界褐煤总产量的三成，开采成本与环境负担同步上升。进入80年代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缺陷已逐渐累积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包括当局价格集中控制致使物资普遍短缺、价格补助耗用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消费品生产不足以及生产设备老化等等；计划编制由下而上的资讯回报存在系统性偏误，各企业提交的指标一律有利于自身，各经济部门都低报自身产能、高报所需投入，使整体效率无法提升。1970年代末当局又加速组建综合企业，中央领导工业中的综合企业数由1975年的45个增至1981年的133个，其占工业商品产值比重由43%升至99%，但预期的成长效果大体未实现。更严重的是，由于两德经济已频繁交流，东德人民对西德真实情况有了更深的认识，生活条件也不再与其他东欧集团、而是与西德相比较；国安部内部报告显示，因西德马克决定消费机会，民众自感被分成不同等级，工人感到富裕正缓慢但确实地走到尽头。

整体而言，东德的计划经济自建国起便带有结构性缺陷：以苏联模式牺牲民生消费换取重工业扩张，价格与计划的集中控制长期造成物资短缺、投资不足与生产率低落，昂纳克“经济与社会政策合一”下的消费与福利承诺，实际上靠向西德的举债才得以维持。东德的生活水准虽在东欧集团中名列前茅，却始终落后于作为对照标竿的西德，1988年东德家户的实质购买力仅约为西德的47%。史家指出，1970年代西德与东德同处欧洲工业社会的“双重危机”之中，但西德得以调整转型，东德的计划经济却在同一冲击下反复失速；对苏联廉价能源的倚赖与对西德信贷的依附相互交缠，使东德经济在能源代价上升与债务累积的双重压力下难以为继。东德经济最终濒临崩溃，1989年其国家预算为赤字50至60亿马克，农业歉收也产生另外的131亿马刻赤字，对非共产国家外债也达206亿马克，全国各地也爆发了大规模、动辄数万至百万人的示威抗议、罢工以及逃亡潮，令东德经济生产难以维持，政府因而被迫改组、向西德求助。1990年1月13日，东德政府宣布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将转型为西德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同年5月18日，两德签署了《金融、经济及社会统一条约》，两德皆采用西德马克作为流通货币。不久后，东德国会通过西德基本法案，东德并入西德中，完成两德统一。

交通

铁路

主条目：德国国营铁路

莱比锡中央车站的德国国营铁路E44型电力机车。德国国营铁路是东德唯一的铁路经营者，在整个存续期间承担全国客货运输的主体

东德的铁路网由国营企业德国国营铁路经营，该企业于1949年在苏联占领区成立，部分继承自原德意志国铁路，在整个存续期间承担全国客货运输的主体，两德统一后于1993年与西德的德国联邦铁路合并，1994年共同组成德国铁路股份公司。占领时期苏联曾把大量机车车辆与轨道作为赔偿拆走，并将生产机车的工厂连同整套铁路维修车间整体搬迁至苏联，赔偿结束后铁路系统才逐步重建。1985年全国铁路营运里程为1万4054公里，其中标准轨线路1万3777公里，电气化区间2523公里；至1984年约有3830公里为复线，路网密度为每100平方公里13.1公里，与西德相当。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铁路改造的一项重点，是以柴油机车与电力机车取代蒸汽机车。至1986年电力机车已提供全国约38%的机车运力，计划在1990年前提高至60%，1980年代并引进微电子技术与机器人以提升营运效率。1985年铁路货运量为3亿4790万吨，计587亿吨公里；客运量为6亿2300万人次，计约225亿人公里。

铁路在东德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在1980年代进一步提高：1980年代初苏联大幅调高原油价格后，东德为压低国内石油及汽柴油的消耗而转向本土的褐煤，在运输上把大量货运由公路转回铁路以节省汽油，德国国铁因而必须承接原先由卡车担负的部分货物运送，同时被要求推进电气化，改用褐煤发电的电力取代柴油。统一社会党高层并未为这些骤增的任务相应增加投资，而是发动一场历时数年的运动强化党在国铁各单位的影响力，路线与车辆的维护则长期处于投资不足的状态。

公路

1960年东德拥有国道1万2335公里、区级道路3万3144公里与高速公路1378公里，高速公路允许的最高行驶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1985年全国公路总长约4万7214公里。两德境内较为人知的道路是高速公路，多数建于1930年代与二战期间，最初用于军事目的，战后成为民用与商用交通干道；东德一侧的路网因走向偏重国界方向，一度使用率偏低。随着1960与1970年代客货车产量增加，公路运输的重要性上升，1970年代陆续完成德累斯顿至莱比锡、东柏林至罗斯托克以及柏林环线西段等新路段，1982年并完成东德境内连接柏林与汉堡的高速公路，以西德资金整修的柏林至黑尔姆斯特过境干道等重点工程也同时进行。1970年代末燃料成本上升后，当局转而鼓励把货运由公路移往铁路与内河驳船；1985年公路货运量为5亿5500万吨，虽为铁路的1.5倍以上，但其151亿吨公里仅约为铁路587亿吨公里的四分之一，且较1970年代明显下降。

在私人汽车工业方面，东德以特拉班特与瓦特堡两款国产轿车为主，两者故障率偏高，性能与舒适性均属有限，且长期供不应求。购车者在提出申请后平均须等候约十年才能获得配车，车价相当于一名职工近一整年的收入，特拉班特约8000东德马克、瓦特堡约1万5000东德马克，同期工人与职员的平均净月收入约为491马克。家庭汽车保有率随消费品供应改善而上升，每100户拥有轿车的户数由1970年的15户增至1975年的26户，至1980年约有38%的家庭拥有汽车。过去研究多以“后进发展、技术落后、汽车工业生产力偏低、购车等待期漫长，以及东德在意识形态上偏好公共运输”等印象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汽车文化，近年研究则指出东德汽车工业与西方集团之间存在跨越体制界线的合作与交织，实际情形较上述印象更为复杂：1984年，统一社会党即与福斯汽车签订授权合约引进其EA111型四行程引擎，1986年起装配于瓦特堡轿车，此举一面被官方宣传为技术现代化，一面也加深了对西方技术的依赖。

航空

东德的国家航空公司“国际航空”（Interflug）的伊留申Il-62客机

东德的国家航空公司为“国际航空”，成立于1958年，由其下属部门统一管理其他各类商业飞行活动，包括农用飞机作业、空中交通管制与机场管理，该公司于1991年随东德的消失而解散，依信托局1991年2月7日的决议进入清算，同年4月30日执行最后一班定期航班。机队主要使用伊留申等苏制客机。自1980年起，东德为节省燃料停办国内定期航班（农林与工业作业除外），国际航空公司此后仅维持定期国际航线。1984年该公司运送旅客逾150万人次，计25亿人公里；1985年民用航空货运量为2万9700吨，计7160万吨公里。东柏林舍讷费尔德机场为全国主要机场，德累斯顿、埃尔福特、黑林斯多夫与莱比锡亦承担相当运量。

舍讷费尔德机场位于西柏林边界旁，两德分裂期间为东德带来外汇收益。国际航空公司未加入设定最低票价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得以较低票价吸引西方旅客，为缺乏原料的东德赚取所需外汇；1980年代亦有第三世界旅客搭乘国际航空公司或苏联的阿埃罗弗洛特航空班机飞抵舍讷费尔德，再经西柏林转往他地。

海运与河运

东德濒临波罗的海，却在建国初期缺乏可用的海运设施。二战结束时原有的波罗的海港口皆遭破坏，且这些港口过去并非重要港埠，东德几乎没有远洋船只与具规模的海港，造船能力也十分有限；由于汉堡、吕贝克等传统大港落入西德一侧，东德必须自行兴建深水港。1957年以后，当局大量投资造船与港口建设，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德、维斯马三港陆续重建。罗斯托克获得最高的投资顺位，于1960年代扩建为东德唯一的远洋港，被称为通往世界的门户，其海港与通往柏林的铁路连同罗斯托克新港的兴建列入七年计划。至1970年代罗斯托克在波罗的海诸港中位居第四，1976年至1980年五年计划期间进一步改善设施，并完成东柏林至罗斯托克的高速公路与柏林至罗斯托克铁路的电气化。维斯马以钾盐与谷物为主，施特拉尔松德以木材与散装货为主。1985年三座波罗的海港口的货运吞吐量，施特拉尔松德约95万3000吨、维斯马450万吨、罗斯托克1970万吨。此外通往瑞典与丹麦的萨斯尼茨（Sassnitz）为铁路渡轮港。

东德的远洋船运由国营的德意志海运公司（Deutsche Seereederei, Rostock, DSR）经营。1985年东德远洋商船队悬挂国旗的船只计171艘，总载重吨位170万载重吨。造船业是东德的重要工业，自1979年起造船企业整合为统一的造船联合企业（Kombinat Schiffbau），成为集中于北部三个专区的主导产业，旗下设有五座海船船厂、两座内河船厂、九家船机与船舶设备配套厂及一家外贸企业，雇员逾5万5000人，为东德规模最大的联合企业之一。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经济区内，船舶需求长期超过东德的生产能力，苏联是主要订购者；劳氏船级社在1980年代末将东德列为世界第七大造船国、第三大货船生产国与第一大渔船生产国。

内河航运沿用战前既已发展完善的水道系统，至1980年代中期在整体运输网中仍具地位。易北河自汉堡经东德通往布拉格，构成水道系统的南北轴线；自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波兰边界一线向西延伸至两德边界的一系列运河，构成东西轴线，两轴交会的马格德堡为内河航运枢纽。1980年代中期其他主要内河港包括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德累斯顿、东柏林、波茨坦与哈雷。1985年内河航道全长2319公里，该年运送货物1770万吨，计24亿吨公里，运量虽远低于公路与铁路，但对散装货仍有作用；同年航行于水道的内河与运河船舶约1170艘，总运力约60万8800吨。可通航河川另包括哈弗尔河与施普雷河。1970年代末燃料成本上升后，当局鼓励把货运由公路转往铁路与内河驳船。

两德过境

主条目：东德过境交通

连接西德与西柏林过境走廊上的黑尔姆施泰特-马林博恩过境关卡，是两德之间规模最大的过境检查站

东德与西德之间存在一条漫长而受到严密管制的德国国内边界，西柏林则被东德领土包围，两者的往来因此高度依赖穿越东德的过境交通。西德公民与西柏林居民可经由东德领土往来西柏林，过境旅客被严格限制在指定的公路、铁路与水路走廊上通行，经公路过境者被禁止与东德公民接触，必须尽可能不中断地通过，只获准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或加油站短暂停留，过境道路与沿线休息站均受人民警察与史塔西的严密监控。乘火车前往西柏林的过境列车在东德境内由德国国铁接手驾驶，被视为过境专列，快速通过沿途所有东德车站而不停靠，任何计划外的停车均被当作违反边界规定。

这套过境安排在1970年代初被纳入制度化的条约框架。1971年9月3日，法国、英国、苏联与美国四强签订柏林四国协定，其中确立苏联就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民用过境交通原则上畅通无阻的义务，同时维持四国对整个柏林的责任，并确认联邦德国在对外事务上代表西柏林。作为四国协定的补充，两德于1971年12月17日由双方国务秘书巴尔与米夏埃尔·科尔签订《过境交通协定》，规范民用人员与货物经公路、铁路及水路往来联邦德国与西柏林的过境往来，并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处理适用与解释上的分歧。这是两德之间第一份双边条约，与四国协定同于1972年6月3日生效。1972年5月26日两德进一步签订《交通条约》，首次长期规范双方经边界过境点的人员与货物往来与过境交通，并放宽西德公民赴东德探亲与旅游的限制。

《过境交通协定》第16条就“滥用”过境道路设有规定，其用语相当宽泛，允许东德机关在有充分嫌疑时采取搜查、驳回、暂时禁止使用过境道路乃至逮捕旅客等措施。这类条款在实务上成为施压工具：1974年1月26日，国家人民军士兵与人民警察在往返西柏林的过境道路上增设路障、反复搜查旅客与车辆并细查证件，造成交通严重延误，一般认为此举是针对联邦政府决定在西柏林设立联邦环境局所采的报复措施。

过境签证费与过境交通收费原先为东德带来外汇收益；1971年《过境交通协定》签订后，过境费用改由联邦德国以年度一次性总付的方式支付给东德政府，路费与全部过境签证费一并由总付款结清，旅客不再需自行支付签证费，1972年的总付款约为2亿3500万西德马克，其后逐年递增。

社会

人口

历史人口

年份	人口	±%
1950	18,388,000	—
1960	17,188,000	−6.5%
1970	17,068,000	−0.7%
1980	16,740,000	−1.9%
1990	16,028,000	−4.3%
资料来源：

东德是工业社会中的特例，其人口在整个存续期间持续负成长：1948年至1989年间居民数由1910万人降至1640万人，主因是人口外移，部分则来自1970年代初的生育率下降。与稳定成长的西德相反，东德的人口峰值出现在1949年立国前的1910万人，1950年立国时尚有1840万人，其中约400万为外来移民，同一时间西德人口为5000万；此后除1960年代因兴建柏林墙而稍有回升外，人口数不断下降，至1990年10月两德统一时，西德人口增至6350万，东德仅1600余万。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德国约350万至450万平民与军人死亡，绝大多数为25至45岁之间的男性；1950年德国男女比例为四比五，在21至35岁区间内女性人数更为男性的两倍以上，连带影响婚姻率、出生率与死亡率，并使45岁以上人口比例增加。

人口外移在存续期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波外移潮发生于1949年至1961年间，约有270万人离开东德前往西德，1957年底修改护照法后，官方所称的“叛国逃亡”（Republikflucht）成为刑事犯罪。柏林墙兴建后外流大幅减少，但1962年至1988年间仍有62万5000人离境，其中多数是经批准的合法出境申请。外移者约半数未满25岁，估计东德在1950年代流失约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人才；尽管人口萎缩，每名医师平均看护的病人数到1961年仍升至1400人。

面对长期人口流失，东德自1972年起明确以提高生育率为家庭政策目标。最主要的措施是结婚无息贷款5000马克，生育第一胎可免还1000马克、第二胎再免1500马克、第三胎再免2500马克；1976年并为第二胎以上引入有薪的“育婴年”（Babyjahr），1986年扩及第一胎，妇女在生产后可休假一年在家照料婴儿，并享有普及的公共托育。总生育率自1960年代中期的2.5降至1972年的1.5，1970年代中期后在鼓励生育政策下回升至接近每名妇女2个孩子，1980年代中期又转为下降，至统一时与西德同回到约1.5。

语言

东德同分裂前的德国一样，其官方语言为德语。受到国家制度不同的影响，东西德的德语逐渐出现差异，早在1962年，西德语言学家雨果·莫泽尔即以《德国政治分裂的语言后果》为题，探讨两德分立对德语发展造成的分化。两德语言的最大差异并非在于语言结构，而在于词汇与词义。两德分立后不久即出现词汇使用上的分歧，部分词语因社会政治结构不同而局限于一方，例如超级市场在东德称Kaufhalle、在西德称Supermarkt；劳动者在东德称Werktätiger、在西德称Arbeitnehmer；宇航员在东德称Kosmonaut、在西德称Astronaut。东德的意识形态词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界定，并渗入日常语言，包括volkseigen（全民所有）、Held der Arbeit（劳动英雄）等官方造词；此外民众也发展出带有讽刺意味的日常用语。

德语以外，东德境内尚有索布人这一少数民族及其使用的索布语。索布人聚居于勃兰登堡与萨克森交界的卢萨蒂亚地区，语言分为上索布语与下索布语两种。东德承认索布人为少数民族并给予支持，其文化组织Domowina同时发挥传达统一社会党政策的作用；索布人享有受国家扶植的少数民族地位。索布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及其语言与文化保护，如今由勃兰登堡与萨克森的邦宪法予以保障。

外语教育方面，俄语在东德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设有俄语加强班与强化俄语教学的学校，这类学校实际上常带有培养菁英的性质，大学阶段俄语亦列为必修科目。

教育

主条目：东德教育

威廉大街的东德人民教育部大楼。东德教育完全由国家管理，教材须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向，并肩负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

东德教育体制始于苏联占领时期，1945年10月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发出对学校“民主改革”的号召，确立日后的主要方针，包括统一学制、政教分离、禁办私校、确立马列主义在高等教育的地位，并整顿曾向纳粹宣誓效忠的教师。因战后教师人力所剩不多，当局只得对政治立场合格但缺乏师范背景者施以数周至数月训练即投入教学，这些人被称为“新教师”，至1950年累计逾6万名；惟工农阶层的响应有限，实际入行者多为职员与中学毕业生。

东德教育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完全由国家管理，多数政策由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决定，人民教育部负责监督学校并确保教材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向。教材歌颂工农阶级的历史成就，工农子女较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体制以技术取向为特点，着重理工以培养技术工人。到1980年代中期，教育体制由学前教育、六至十六岁儿童必修的十年制综合技术教育、其后的职业训练或普通升学管道，以及技术学院与大学的高等教育构成。

学前阶段含收托三岁以下的托儿所与招收三至六岁儿童的幼儿园，入园非强制但多数儿童均会就读，其高普及率与妇女普遍就业互为表里；儿童满六岁后进入十年制综合技术中学，接受男女合校的义务教育，课程分三阶段、政治思想比重逐步升高，并安排每周一天到工厂或农业合作社劳动的“生产教学日”，把理论与生产劳动结合。修毕十年义务教育后，学生大致有三条出路：一为两年制职业训练，毕业生多在地方或国营企业担任学徒；二为可考取高中毕业考的三年制职业训练；三为两年制的扩大高级中学，每届仅约一成学生获准进入，录取以政治上的顺从为前提。

在通过高中毕业考并完成一年实务训练后，学生可申请大学或技术学院，录取依学业成绩与政治态度而定。当局以“打破资产阶级教育特权”为诉求，早期给予工农出身者优先录取并设立工农学院，工农出身学生比例在1950年代约占半数，此后（1960年代起）持续下滑，到1980年代末已不足两成。各级学校免收学费；高等教育采受控录取，每年约三万名新生入学，低于西德。

学校之外，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由统一社会党严格控制的青年组织承担。学龄儿童自六岁起加入恩斯特·台尔曼少年先锋队，年满十四岁后转入1946年成立、后受统一社会党控制的自由德国青年团，入会名义上出于自愿，但因该组织掌握休闲设施与大学入学、奖学金事务，有意发展者实际上难以不加入。此外，年满十四岁的青少年还普遍参加取代教会坚信礼、宣示效忠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奉献礼。1978年，人民教育部长玛戈特·何内克在家长与教会的反对下，把国防课列为九、十年级必修科目。

宗教

主条目：东德的基督教

1980年，出席柏林“马丁·路德委员会”的东德高层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教福音联盟”领导人，由左至右：昂纳克、沃尔纳·莱希大主教、沃尔纳·克鲁什主教与格雷德·古特恩

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每位国民拥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但因统社党当局信奉马列主义与无神论意识形态，一般不鼓励人民参加宗教活动，并处处刁难信仰者。东德人民的主要信仰为“基督教新教”，其次为“罗马天主教”。据1950年的调查，东德约有80.5％的人民信仰新教、11％信仰天主教。

在苏联军事占领德东初期，德国共产党即对基督教势力怀有戒心，虽对教会采取限制的态度，但不采用残酷的镇压手段，统社党当局认为教会在纳粹当政期间曾有相当程度的反抗与不合作，因此给予某种程度的容忍。当时东西德的基督新教会仍为一体，前者还不断金钱援助后者，为东德政府难以容忍，当局遂对教会施以多方压制，包括透过媒体抨击教会领袖、关闭教会机构、限缩教会的青年工作，并限制拒不配合者的升学管道。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认为对教会的镇压会令社会持续动荡，故施行较为缓和的政策。

国家与教会争夺青少年的核心战场是青年奉献礼，东德基督教会对统社党举办、要求14岁以下青年都必须向国家与社会主义宣誓的“青年奉献礼”持反对意见。在施加压力与散布传言的攻势下，参加比例由1958年的约44%跃升至1959年的约80%。相对地，坚信礼在1950年代后半急遽萎缩，萨克森邦教会1955年有59,965名青少年受坚信礼，1960年只剩12,839人。新教教会成员占东德总人口的比重也从1956年的约80%降至1964年的约60%，研究认为此一下降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而非一般的世俗化过程。教会并反对15至16岁青少年须于校内修习军事教育课程。

随着1961年“柏林墙”的建造与1968年新宪法的实施，两德关系日渐疏离，教会来往也不易，1969年6月10日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教福音联盟”与西德“新教之德意志福音教会”各自成立其教会后正式分裂。分裂后的基督教新教教会选择与现实妥协，承认东德政府的合法性与其“两国家、两民族”理论，统社党也相应承认新教教会在国家中的积极角色。1971年昂纳克取代乌布利希上台后，双方关系更趋良好，东德新教福音教会联盟进一步通过“社会主义中的教会”（Kirche im Sozialismus）纲领，指接受东德的社会政治现实、而非其无神论意识形态；由于和解，政府给予教会相当的自主权，可自主决定活动内容、内部法律关系与组织，设有不受国家监督的神职培训机构，并获准在广播与电视上定期对公众发声，只是原则上不得批评时政。

1978年学校引入必修国防课后双方关系再度恶化，教会推出“和平教育”行动纲领，并于1981年推出“化剑为犁”布章，尽管遭到禁止与国家追究，仍有约10万名年轻人佩戴。上述特权使新教教会成为国内自由意见的汇集点，加上其倡导和平、人权、自由、环保等基本价值，成为外界所称“东德独立和平运动”等团体与活动的汇聚中心；因其兼具东德反政府异议份子与民运人士庇护所的性质，教徒与非教徒都对其寄予改革力量之期待。

1989年4月底，146位来自天主教与新教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代表于德累斯顿发表一道名为“追求更多正义”的宣言，呼吁政府给予人民集会结社自由、改革选举制度、明确统社党权责并与国家职权分开厘清。在东德瓦解前最后几年，教会经常动员教徒投入反对团体的政治运动；莱比锡尼古拉教堂自1982年起定期举行和平祈祷，1989年9月4日祈祷后数百人留在教堂前广场，形成第一次“周一示威”，其后参加人数迅速攀升至数万人。

公共卫生

罗斯托克保尔街（Paulstraße）的综合诊所（Poliklinik）。综合诊所是东德基层医疗的主要组织形式，集合多科门诊于一处

东德建立由国家统一领导、对民众免费的医疗体系，并在与西德的制度竞赛中被当局宣传为装备完善的体制。门诊医疗主要透过综合诊所及其下辖的门诊站与国家诊所提供，让多名全科与专科医师以及非医疗专业人员在同一处协同工作，成为门诊医疗的核心；私人开业则趋于消失，独立开业的医师由1950年的5050人减至1989年的340人，仅占门诊执业医师的1.6%。基层医疗网以厂矿医疗为一项支柱，1971年起厂矿家庭医师除职业医学事务外，也负责职工及其家属的医疗照护与健康促进；母婴与妇幼保健则由固定的分区机构承担，孕产前照护、母亲咨询、青少年保健、糖尿病与肿瘤照护、肺病与结核防治等项目划归各分区的常设传染病与慢性病照护单位。与生育政策相配套，托育照护亦相当普及，至1989年东德已建成欧洲最绵密的托育网，计有7707所托儿所提供348058个名额，涵盖约八成的三岁以下幼儿。

东德的医疗制度以预防为重心，在疾病防治上一度领先西德。其在1950年代初期便比西德更早推行针对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结核与小儿麻痹的系统性接种，到1960年代初几乎所有疫苗接种都改为强制。防疫成效随即被当作制度优越性的宣传材料：1961年上半年西德爆发小儿麻痹疫情，通报逾650例并有42名年轻人死亡，而东德同期仅一名未接种的儿童发病。不过到1980年代，连橡胶制品的品质下降都足以造成疫苗污染，使部分民众在接种不足甚至未接种的情况下离开接种站。

健康指标方面，东西德的差距随时间逐渐拉大。至1970年代初（女性）与1970年代中期（男性）为止，东德的预期寿命增长快于西德，其后西德不仅追平且超越东德，到1989至1990年统一之际，西德女性与男性的平均寿命都较东德人高出两年以上；婴儿死亡率在1960年至1989年间于两德均大幅下降，1989年西德为每千名活产7名、东德为8名，孕产妇死亡率则西德压低幅度较大，由1960年的每十万活产106名降至1989年的5名，东德同期由98名降至12名。差距的根源在于医疗体系缺乏自主创新与购买西方设备所需的外汇，逐步演变为分层配给制：统一之际的评估显示约17%的医院有不同程度的失修，医疗技术落后西方标准15年至20年，估计需15亿马克才能更新设备；可取得的药品仅约2000种，而西德市场上有4万种，专家并估计洗肾需求仅38%获得满足，肾脏移植与心脏手术的需求也只满足约五成。此一落差反映在死亡率上：西德80岁以上人口的死亡率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东德则要晚十年才开始下降，且速度更慢。

医师人力的流失是另一项长期困扰。1961年筑墙虽止住了专业人力的大量外流，医师出走却以新的形式延续：仅1978年就有58名医师“非法”离境，其中41人借助西方的协逃组织，占外逃医师的七成。由于外逃者又多为刚完成专科训练者，统一社会党估算每流失一名医师的“物质”损失达100万马克。

文化

主条目：东德文化

早在正式建国之前，统社党即认知到透过提倡其“民主”、组织反法西斯运动来巩固其政权的重要性，在正式建国后再赋予后者新的形式与内容，一方面要极力反对冠以“形式主义”的西方艺术与文学，一方面又要促成能充分表现东德全新的社会现实的艺术与文学，即为旨在继承古典“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满足写实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文艺形式（即“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因为如此，詹姆斯·乔伊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威廉·福克纳等现代派文学先河的作家作品在东德全成了禁书，而莱辛、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古典艺术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特征，统社党认为“能够将深沉的情感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结合为一体，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和平之友，是写实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就其核心政策来看，统社党的文化政策即是以继承与吸收文化遗产并使其服务于自己。

文学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东德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1949年迁居东德并创立柏林剧团，其作品长年在官方教条与美学自主之间协商

东德文学是在统一社会党的文化政策与审查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官方美学以自苏联移植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为基准，要求文学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但在官方教条与作家自主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异议与流亡也成为贯穿其发展的一条主线。其起点可追溯至1945年纳粹政权崩溃后，一批德国共产党员与左派作家自莫斯科返回柏林，如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威利·布雷德尔、埃里希·魏纳特与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等人。他们在苏军占领当局支持下成立“德国民主革新文化联盟”，一面重新发行纳粹时期被焚毁的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弗里德里希·席勒、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海因里希·海涅等经典，以及流亡作家的各式作品与苏联文学，以争取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一面清除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书目，被列入查禁清单者数以万计。

随着两德分裂成为事实，东西德文学走上不同道路。1949年，统社党宣布继续“清除法西斯残余”，并对新纳粹主义与被视为反映资本主义崩溃的颓废艺术、形式主义、自然主义展开“无情的斗争”；为培养社会主义作家，当局仿苏联高尔基学院设立莱比锡学院并推动工人写作运动，1959年多位作家在比特菲尔德召开会议，乌布利希号召具阶级意识的工人写作、与作家共建社会主义民族文化，此即成果有限的“比特菲尔德之路”。作为官方美学基准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其具体要求始终模糊、对创作助益有限；1952年5月，作家群体脱离文化联盟，另组独立的作家协会，由安娜·西格斯出任主席并将写实主义列为创作基础。

戏剧是东德文学最具代表性的领域。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于1949年偕妻子海伦娜·魏格尔创立柏林剧团并迁居东德，1954年进驻船坞街剧院；统社党将布莱希特的返回与剧团的成立当作宣传资本，文化官员却认为其被指为形式主义的手法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正统形象不符。布莱希特1956年去世后，柏林剧团仍是东德戏剧的核心舞台，此后的戏剧在官方教条与作家自主之间持续协商，海纳·穆勒的剧作即为代表。自1960年代中期起，部分文学脱离对官方话语的复述，发展为与体制拉开距离的“对抗文本”：克里斯塔·沃尔夫的散文与穆勒的剧作为此取向的代表，沃尔夫不以“国家诗人”自居，其取材自卡珊德拉、美狄亚等神话女性的作品在1980年代对两德妇女运动具有回响。

1961年柏林墙筑起、象征与西方决裂后，当局对作家的管控与监视同步收紧。出版须经主管机关“出版与图书贸易总局”以称作“印刷许可程序”的方式审查，1951至1989年间几乎每一种书籍都留有申请表与通常两份专家鉴定；国家安全部另组成监控与整肃文学的体系，在作家群体中安插的线民比例约为一比一，远高于一般人口的约一比一百二十，查禁书籍遭到清除，散布违禁文本者可被追究刑责。管控之下，异议与流亡成为东德文学史的一条主线：1976年11月，统社党政治局趁词曲作者比尔曼赴科隆演出之机剥夺其国籍，引发克里斯塔·沃尔夫、斯特凡·海姆、穆勒等作家联署抗议并触发文化界外流；此外亦存在未经审查的非正式文学圈，如沃尔夫冈·希尔比希等作家在体制之外创作流通。审查制度于1989年12月终止、出版许可要求于1990年废除后，新设出版社大量涌现。

音乐

主条目：东德音乐

1978年的东德合唱团。东德政府将德意志古典音乐传统视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统遗产，扶植交响乐团与合唱等音乐活动

东德政府将德意志古典音乐传统视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统遗产加以扶植，对古典音乐持支持态度，大致保留了五十余个交响乐团。莱比锡的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与德累斯顿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等历史悠久的乐团由国家资助，并在指挥库尔特·马苏尔等人带领下活跃于国际巡演。东德政府尤其重视在东德领土上出生的巴赫，在巴赫出生地艾森纳赫花费许多资金建成博物馆，莱比锡巴赫档案馆收藏了他的许多信件和其作品的演奏录音。每隔两年许多东德儿童会到东柏林参加巴赫音乐演奏比赛，每隔四年将举行国际性的巴赫钢琴及弦乐演奏比赛。国歌旋律的作曲者汉斯·艾斯勒则被官方奉为社会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并在1950年代围绕青年音乐的争论中被当局引用以攻击爵士与摇滚乐。

由于西德电视和广播可以覆盖东德的大多数区域，西方对东德音乐影响很大。在1950年代末，随着驻西德美军与廉价晶体管收音机的普及，摇滚乐在德国青年间流行开来，收音机成为青年即时收听西方音乐并反驳政权宣传的工具。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摇滚乐被视为西方颓废的象征，统一社会党当局将其贬为“美国无调噪音”，并在1958年比尔·哈利于西柏林的演唱会引发骚乱后，于《新德意志报》上称在诞生了巴赫与贝多芬的国度，青年正被这类“音乐”变成暴徒。当局刻意避用西德惯称的“Halbstarke”一词，改以英语衍生词“Rowdytum”指称这类青年，以将其描述为外来的陌生现象。官方仅允许摇滚乐以舞蹈音乐、轻音乐的形式传播且仅得以德语演唱，并须逐一审查歌词是否含有反政府倾向。

当局对节拍乐与摇滚青年的整肃在1965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达到高峰。该次会议因大规模禁止文艺作品而被称为“大砍伐全会”，宣告艺术与文化领域短暂的自由化阶段结束。会前多数演奏西方音乐的东德乐团已被吊销演出许可；1965年10月莱比锡一场节拍乐团的示威遭人民警察驱散，逾250名青年被判处数周强制劳动，部分人遭起诉。全会后有十二部德发电影遭禁，多部书籍与戏剧作品被撤下，作曲家与音乐人受到演出与工作禁令。词曲作家比尔曼即在当局的压制下反而声名日隆。

在1973年于东柏林举办的第十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前后，官方对摇滚乐的政策由压制转向扶植与收编。统一社会党承认摇滚乐对青年政策的重要性，透过国营唱片公司VEB德意志唱片旗下的流行乐厂牌AMIGA与国家广播机构掌控录制与发行；歌曲须经每周一次的审读制度决定其可否播出，不少作品因被评为“无价值或有问题”而遭刷下。1958年颁布的节目编排规定并要求公开演出的作品至少百分之六十须出自东德、苏联或东欧集团作曲家或为无著作权者。在此体制下，普胡迪斯乐团、卡拉特乐团、City与明星乐团等以德语演唱的摇滚乐团获得官方支持而走红，多数艺人使用AMIGA厂牌。扶植之余管控仍未松手，1975年克劳斯·伦夫特乐团遭解散，成为首个被封杀的职业乐团。

进入1980年代后期，当局在前一年演唱会爆发骚乱后改变策略，试图以引进西方演出安抚青年并防止动荡。1988年6月，平克·弗洛伊德与迈克尔·杰克逊等欧美巨星先后在西柏林国会大厦前登台，乐声清晰传入东柏林；同年7月19日，美国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于柏林魏森湖自行车赛车场的演出吸引逾16万名观众，成为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露天演唱会。

电影

波茨坦巴伯尔斯贝格的德意志电影股份公司剧情片厂。德意志电影股份公司是东德电影生产的中心，主导剧情片、纪录片与动画等各类影片的制作

东德的电影生产由国营的德意志电影股份公司主导，是各类剧情片、纪录片与文化片的主要生产机构，直到东德结束累计拍出约700部剧情长片、450部虚构短片、950部动画片、2000部纪录片以及2500部新闻周刊等定期影片。这座片厂的起点是1946年5月17日，苏占区军事管理局宣传部主任谢尔盖·图尔帕诺夫向德意志电影股份公司颁发制片许可证；苏联占领当局视电影为战后意识形态斗争与去纳粹化再教育的工具，急于在东部重启制片，以免慕尼黑与汉堡的片厂先一步吸走重要的电影工作者。

战后初期的左翼电影缺乏文学界那样的流亡反法西斯创作积累，只能回头取法魏玛时期的表现主义与无产阶级电影。1946年至1949年间的影片多以心理受创的返乡士兵折射对战争的否定，代表作包括导演沃尔夫冈·斯陶特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与《旋转》等“废墟电影”，导演库尔特·梅茨希1947年的《阴影下的婚姻》则是最早触及纳粹时期犹太人受难的影片之一，公映时在分裂的柏林四个占领区均获成功、观影人次逾1200万。1949年建国后，政权将自身反法西斯的起源加以神话化，作为与法西斯划清界线并巩固党领导地位的手段，电影所受的管控也随之收紧；反法西斯电影多依循将法西斯界定为垄断金融资本恐怖独裁的“季米特洛夫路线”，梅茨希1950年的《诸神会议》即以此分析德国法西斯的经济根源，因描绘法本公司与美国企业的勾结而在西德遭禁；其1954至1955年的两部曲《恩斯特·台尔曼》则以巨额预算把这位遇害的共产党领袖塑造为东德的建国神话，并对恩斯特·台尔曼与统社党领袖的关系作了大量与史实不符的改动。

类型片是德意志电影股份公司产量的重要一环。1950年的《冷酷的心》是公司第一部彩色片与首部童话片，1953年斯陶特执导的《小穆克的故事》则吸引逾1100万人次观看，为德国历来最卖座的童话片；另一广受欢迎的类型是“印第安片”，自1966年的《大熊的儿子》起，由演员戈伊科·米蒂奇主演一系列以印第安人为正面英雄、抨击白人殖民的影片，成为社会主义版的西部片。1965年12月统社党中央委员会第11次全会为东德电影带来重大转折：这次被称作“清剿全会”的会议后，共有12部剧情片遭禁、多名电影工作者受到抨击，遭禁影片包括梅茨希1965年的《我叫兔子》；导演拉尔夫·基尔斯滕的《失落的天使》则是唯一一部并非以当代东德为背景却在全会后遭禁的影片。

管控之下仍有重要作品问世。康拉德·沃尔夫是德意志电影股份公司最重要的导演之一，1965年出任东德艺术学院院长至1982年逝世，其1967年的《当我十九岁》以现代主义手法多角度呈现战争尾声，比此前任何一部影片都更批判地探讨德苏关系中的紧张，并罕见地触及苏军强暴德国妇女的禁忌。由于将法西斯诠释为经济现象，东德电影长期难以从种族角度处理犹太人受迫害的主题，但仍拍出多部触及此题材的影片，如导演弗兰克·拜尔改编自作家尤雷克·贝克尔小说的《雅各布说谎》即于1977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1990年两德统一后，公司失去国家支持，其片库于1998年移交新成立的德意志电影股份公司基金会保存；统一后的德国电影亦持续以东德为题材，1990年代初期西德导演多沿用好莱坞式的《快跑吧卫星》等“卫星喜剧”，1999年导演莱安德·豪斯曼的《太阳大街》与2002年导演沃尔夫冈·贝克尔的《再见列宁》更使“东德怀旧”一词广为人知。

媒体

参见：东德审查制度

统社党官方党报《新德国》，上写道取消食物配给券制度、改善国民生活。本报在东德瓦解后仍持续存在至今。

西德“第一电视网”在东德的覆盖范围示意图，黑色地区为收不到西德电视讯号而被称作“无知之谷”的地区，红点为西德的讯号发射站。

东德的1949年制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为保障新闻自由规定的“新闻不受检查”（Eine Presszensur findet nicht statt）条文，但实际上官方对媒体与新闻自由有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统社党中央委员会的“煽动部”（die Abteilung Agitation）负责统筹东德媒体的日常运作、监控报纸与其他媒体执行中央交待之任务，并从上到下贯彻到许多层面，例如在学校中进行的“军事教育”中赞成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或是抨击美国在西欧布署导弹等等。全国的新闻来源几乎皆由官方通讯社“国家通讯社”（ADN）所垄断，它为报纸、广播与电视统一供稿，并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党部的指导与监督下运作。作家与书籍出版另受文化部“出版与图书贸易总管理局”的“印刷许可”（Druckgenehmigung）制度管制，作品在出版前即受审查，并可被要求修改后才发给许可。此外国安部在关于安全政策相关的新闻上拥有先审权，常利用电话监听来控制记者“路线之忠诚”（die Linietreue der Journalisten）。因为上述严谨的审查制度，东德全国的新闻都是一致而样板化，媒体史家霍兹外希称之为“没有审查官的审查”（Zensur ohne Zensor），统社党并在莱比锡大学挑选与培训对政权忠诚的记者。之所以维持多家的报刊也只是为了维持新闻自由的表象，全国39家日报中以统社党的党报为主，其中统社党各专区党报1986年的总发行量即达545万份，约四分之三的家庭有订阅。《新德意志报》为统社党的中央机关报，报刊出版经费因有80％来自政府提供的补助（业者只需支付少量的纸张费用）、不依赖广告与发行，故内容完全非争取读者喜好、十分乏味，连东德民众都不喜欢看。至于西方的报纸与杂志则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宣传工具”而全面禁止，在1961年前还能有西德报纸流入，但随着柏林墙建立，东德人也只剩下自己国内的报纸可看。

1952年起，东德政府设置了“民主德国广播电台”作为官方广播电台，同年也设置了“民主德国电视台”作为官方电视台。然而是广播还是电视皆与印刷媒体相同，具有相当严格的审查制度，多半播出的内容为教条式的意识形态、运动或是缺乏客观性的教育节目，东德人也不喜欢收看。不过由于东德境内很容易接收到西德电视节目与广播的无线电波，东德人便可获悉外面世界的资讯，包括西德对东德国人的民族统一呼吁、西德经济与生活的繁荣，甚至是有别于官方说法的本国动态。收看西方节目的家庭其屋顶的电视天线角度会有些不同，乌布利希称其为“屋顶上的阶级仇敌”，还下令全国将其拔除，但长年来一直没有效果。昂纳克上台后，同样也指派“自由德国青年团”团员去各家屋顶专减去电视天线，但常常是剪完了又被装回去。拔除天线的作法成效不章，于是昂纳克转而于1971年6月的第八届党大会承诺要一改乌布利希时代的“共产主义呆滞样板”产物、改良节目来与西方媒体抗衡。

尽管部分节目变得比较活泼，但新闻和公共事务方面还是都没有什么改善，消息新闻不完整或非真实、其余节目也没有什么娱乐价值，西德节目也被当局明令禁止收看，故导致许多东德民众因为工作之外无可以宣泄压力的管道，转而采取实际行动移往他国。因为上述原因，收不到西德电视台无线电波而被称作为“无知之谷”的萨克森地区严重缺工，也成了多年来移出东德者最多的地区。昂纳克后改于1973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中宣布，除了少数团体（如边防军、政府机构）外，东德国民具有依自己意愿收看电视与收听广播的自由，原因是此时的东德国民几乎人人都在收看西德的节目，禁令将视同全国民众皆为罪犯，不具意义。再者，东德当局认为，西德的节目必定会播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随着现代资本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贫穷、失业和灾难的内容，使国人更加拥护享有食、医、住免费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结果反而是申请移居西德者有增无减，且多为年轻族群。

东德的经济发展为东欧集团排名第一，居家电视与收音机普及率很高，根据1985年“两德事务部”的报告，约有93％的家庭有电视机，收看电视节目成了东德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一直被后者视作“通往世界之窗”（das Fenster zur Welt），形成东德人白天在东德工作，晚上在过着西德式生活的情形，还被称为东德人每天例行的“夜间大移民”。根据1985年“两德事务部”的调查，东德有电视机的家庭有85％会每天收看西德节目，而固定收看东德重要新闻节目“时事聚焦”者仅有7％。另一项1990年调查的问卷显示，东德人有52％天天收看西德的“第一电视网”，47％收看“第二电视网”，而选择收看东德电视者，约有35％收看“东德第一台”，约有24％收看“东德第二台”。东德人每人平均每天花162分钟收看电视，其中25％用于收看西德“德国公共广播联盟”节目、22％收看西德“第二电视网”、22％收看西德“第一电视网”，剩下的33％才为东德的电视台。收听无线电收音机方面，东德人每天每人平均花178分钟，收听东德节目者仅为占37％的72分钟、收听西德“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德国之声”和“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者为51％、剩下的是收听西德私人电台的10％。上述这些现象令西德传达民族归属感给东德人民，对其追求民族统一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媒介作用，西德政府也明令要求国营电视台和无线电广播的节目都需履行有助于“和平自由促成德国统一”（Die Wiedervereinigung Deutschlands in Frieden und Freiheit）的任务。

运动

主条目：东德体育和东德体育禁药问题

卡特琳娜·维特，东德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曾两度夺得奥运金牌

东德曾为世界上高水平竞技体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宪法便定义其性质：第18条第3款诠释体育的贡献是对人“身体和心智的全面发展”；第25条第3款承认其在“发展社会主义独特个性”方面的作用，是国家建设和国家意识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对内可巩固统社党的合法性，对外则可争取国际认同，运动员还被比作“穿着体育服的外交官”。东德的体育政策兼有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两条路线，前者以乌布利希“人人每周在各地都应运动一次”（Jedermann an jedem Ort, jede Woche einmal Sport）的口号，透过运动节庆与大众参与把民众培养为社会主义公民；自1960年代起，国家为在国际上争取声望而把资源大幅移向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所受的重视则相应下降。

东德体育发展始于1948年建立“德国体育委员会”起，在50年代追求的是国际体坛上的参与机会，尽管在1952年苏联参加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时也获准参加、成立了东德奥委会，但却被迫只能以“联邦德国”名义参与。经过多方努力下，东德终于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时与西德组成联合队参赛，而到了60年代末期，由于体育的活跃表现广受认可，东德转而追求在竞技体育的国际体坛名次和奖牌数量，谋取国际体坛的统治地位，这一方面能“社会体系之间斗争”的手段，又能迎合当时国际社会和平竞争的需求。在这段时间里，东德的竞技体育在统社党的监督管理下，结构也发生重大转折，对竞技体育的支持体系划分了由低至高的青少年训练中心和训练基地、体育学校和体育俱乐部、国家队训练基地三个级别，其基础结构后于1972年完成，吸收了大约8万名运动员，并重点培训奥运会比赛项目。人才的选拔则自校园开始，东德仿照苏联设立儿童与青少年运动学校（KJS），透过课外竞技与各级青少年运动会发掘有潜力的儿童，选拔后送入运动学校集中培养。培训与研究的中枢则设于莱比锡，1950年设立的德意志体育学院是东德研究运动训练方法的最高学府，使莱比锡成为东德的“体育之都”。在集中财政、物资、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强力支持下，东德的竞技体育在1970年提升到了世界水平，并在国际体坛、特别是奥运比赛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尽管东德人口仅约1600万，但自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到最后一次参加的1988年汉城夏季奥运会的20年间，东德共取得了519面奖牌，仅次于苏联（774面）和美国（624面）之后的世界第三位（若按照人口统计，此一数据相当于是苏联的10倍、美国的13倍），也曾在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拿下第一位的23面奖牌，这些成就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前华约国家纷纷前往东德学习体育科学和训练方法。竞技运动中足球最受民众欢迎，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所属的柏林足球俱乐部戴拿模自1979年起连夺十届全国联赛冠军，惟其战绩多被指与裁判在史塔西施压下的偏袒有关，形象亦因此受损。

支撑这套奖牌成绩的举国体制同时付出了两方面的代价。其一是资源长期向竞技体育倾斜，使群众运动的发展严重停滞，大量、过多的体育设施不对一般民众开放，其建设项目和计划还出现过多次资金的浪费，1600万人口的东德在1980年国内就有体育场329个、运动场1172个、小型运动场9582个、体育馆4154个、游泳馆186个以及滑雪跳台331个，单单1975年至1980年就新建了2700个体育设施，这些设施的维护与修建皆所费不赀，成了日益恶化的东德经济沉重的负担。其二是系统性的施用禁药，其正式依据为1974年通过的“国家计划14.25”，由国家指使、对近1万5000名重点运动员全面实施计划性的强制用药，国家安全部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这些运动员多为青少年，都在医生监护下定期注射合成代谢类固醇并口服激素，且成功躲过赛事的药检；依禁药管制中心的名单纪录，几乎所有奥运奖牌得主都在服用之列。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后，失去政府支持的东德体育很快崩溃，而在对其体育系统的调查中首先发现了“德国体操与体育联盟”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丑闻，联盟副主席弗朗茨·里兹为此投湖自尽。两德统一后秘密警察档案开放，这套系统性欺瞒的规模才得以确证：至少有一万名运动员在政府指使下长期服用禁药，依东德内部的评估另有约五分之一的运动员出现不可逆的身体损害。许多前东德运动员在长期用药后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如原女铅球运动员海迪·克里格因药物导致男性特征过多而不得不实施变性手术，改名为“安德烈”。

影响与史学评价

更多信息：东德情结

东德虽于1990年并入西德而不复存在，其影响却延续至今。在经济上，货币联盟与市场开放对东德工业造成立即而沉重的冲击：统一让原本已因庞大外债与计划经济低效而濒临崩溃的东德经济，同时承受货币升值、市场开放与西德竞争三重压力，1990年东德工业生产下降约五分之二、实质国内生产毛额下降逾三分之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极为罕见。失去东方市场、又缺乏价格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关厂，茨维考、爱森纳赫等传统工业重镇走向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负责私有化的托管局到1994年结束业务时，累计亏损约2560亿马克。此后原东德地区在生产力、所得与就业上长期落后西部，1990年代的失业率约为西德的两倍，生产力仅及西德的三分之二。所得与就业的落差，加上一生的成就不受肯定、处处遭到边缘化的感受，使“二等公民”的意识长期存在；2020年一项调查便显示，约三分之二的东德人与三分之一的西德人都认为，东德人常被当成二等公民看待。

这种落差，日后形成被称为“东德情结”的怀旧情绪。研究者指出，这种怀旧一部分源于统一过程中双方地位的不对等，以及西德对东德生活方式的粗暴贬抑；被美化的东德于是成了人们用来对照现实、寄托不满的想像世界，其中也留有曾在家长式福利国家中成长的深刻印记，并带有重新确立自我认同的作用。与此相关的，是把统一批评为西德对东德“殖民化”（Kolonisierung）的说法；此说自1990年代起即为保守派与左派论者从各自立场援引，不过史学界多半并不将它视为定论。

至于东德本身的性质应当如何评价，史学界则长期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传统看法把东德视为苏联的卫星国：它自1940年代末起经历由苏联自上而下主导的苏联化，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都高度依附莫斯科，因此东德史“首先应被视为苏联统治东中欧的历史”，而一旦苏联放弃以武力维系东欧，这个政权也随即垮台。不过，冷战结束后开放的档案，却修正了东德只是苏联“附庸”的既有印象：档案显示，东德在柏林危机与筑墙决策上，往往主动提出苏联事前并不知情、甚至未必赞成的方案，乌布利希反倒顶住苏联要求自由化的压力，推动犹豫不决的莫斯科同意封锁边界，其左右苏联决策的程度远超过西方过去的认知；到了昂纳克时期，东德在外交与两德关系上，也不时为自己争得有限的回旋空间。

至于东德政权的性质究竟该如何界定，史学界长期存在极权主义论与社会史、日常生活史两种取向的争论。主张极权论者强调党与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也有研究指出，东德的极权程度随时代而变，乌布利希时期近乎极权，1980年代中期以后则转为较为松动的后极权或威权混合体制。社会史学者尤尔根·科卡以“被彻底支配的社会”（durchherrschte Gesellschaft）一语，点出党国的支配虽深入社会各层面，却又不能简单等同于单纯的独裁；西德常驻代表金特·高斯则用“壁龛社会”（Nischengesellschaft）来形容民众退回私人生活、借以躲开国家控制的现象。针对昂纳克时期压迫与福利并存的矛盾，康拉德·雅劳施提出“照护型独裁”（Fürsorgediktatur）一词，希望跳脱一味“谴责”或一味“美化”的两极看法。至于把东德与纳粹并称为“两个德国独裁政权”的做法，学界也意见分歧：反对者认为东德本质上是苏联强加于占领区的独裁政权，理应和波兰、匈牙利等卫星国相比，而非拿来与纳粹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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